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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里夫在周二发推，抨击博尔顿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在2005年就“扼杀”了早期的伊朗核协议，并试图让伊朗完全停止铀浓缩活动。扎里夫还说，这个“二流团队”现在用同样的幻觉诱骗特朗普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对此，博尔顿只是淡淡回应：“感谢外长扎里夫的友好之词。有一天，我会向他解释如何结束糟糕的协议。”

>>“拒绝开放、拒绝贸易的国家，可能会失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我的经历告诉我，拥抱开放、拥抱贸易、拥抱多样性的这些国家，就能获得成功。而那些拒绝开放、拒绝贸易的国家，就可能会失败。中美可以做到1+1等于3，大家通过合作可以把蛋糕共同做大。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大家都从贸易中受益，但可能获益是不平等、不平均的，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真正关注现存的一些不平等的问题以及它的原因，然后把精力放在这些问题上。

在硅谷，华人工程师在管理岗位升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和硅谷的白人、印度裔工程师升迁比例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管理层职位想向上再多走一步的时候，一些华裔Manager会发现很难和更高层的其他族裔高管进行亲密沟通和建立信任感。这就很难让华裔在硅谷科技公司爬到决策层的地位。”杨建朝说，在硅谷光语言好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想要获得跨族裔的信任还需要狠补美国的历史、文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

对此，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廉成赫表示，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还是需要有关机构来推动。行政机关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进行执法活动或者行政管理活动是无可厚非的，“但市场活动还是需要在法律框架下运作的，这样才能长久地发展。我们不可能一直寄希望于行政机关深入地去管控。”

所以，打造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的竞争力可能是作为一个产业公司必走之路。如果商品是全球性贸易链的商品，如果我们想获得稳定的盈利和产业竞争力，我们就必须走出去，从全局去看整个产业。这种能力不单单是实业能力，产业能力，还是说投资能力，是综合的能力。从投资角度来说，就是巴菲特讲的逆周期的能力，盈利好的时候看PE，盈利差的时候看PB。

三，来自于包括减税降费政策的推行，尤其是过往受压较大的包括税收压力、社保费用压力、所得税费的压力等领域，随着今年4月份开始强力的减税降费政策施行，税费成本明显下降。源于这三个方面压力的降低或缓解，所以我认为很多企业尤其是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与2018年四季度最差情况相比已经有明显改善，均属于基本面压力的风险释放。